中國的古籍拍賣可以說是無中生有。一件事情從無到有，就像老子所說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一個人是做不了事情的。之所以古籍拍賣能夠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行業，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幫助的。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。

　　一是老一代學者的幫助。我得到了許多老先生的幫助。比如劉九庵先生。我剛進入拍賣這一行的時候，拓曉堂這三個字可以說是名不見經傳，我憑什么說服人家花幾十上百萬去買某件東西呢?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學識、眼力和社會關系。劉先生主要就是幫我把關，尤其是書札。劉先生說對，我就上，他說不對，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也尊重他的意見。又比如楊仁愷先生。

　　楊先生給我提供了許多藏書的線索，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吳云兩罍軒后人。還有上海的潘景鄭先生、史樹青先生、王世襄先生。王先生看起來一直關注明式家具，其實對古籍版本很精通。他輔仁大學畢業之后，第一份工作就是營造學社的圖書管理員。這些老先生對古籍是很精通的，給我許多幫助，讓我很是感念，有機會的話，我還想再寫一本書，談談認識的老先生對我的幫助和影響。

　　第二個就是中國藏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艱難的時刻，一些先知先覺的人。比如田濤先生，范景中先生，楊成凱先生。他們會跟我探討一些重要的拍品。如明末李自成政權刻印的《大順律》，我拿到之后，因為田濤先生是法律史專家，這方面的藏書也很豐富。把田先生請來看藏品，他很快就寫了文章發表在報紙上，直接幫我做了拍賣宣傳。

　　明末李自成政權刻印的《大順律》

　　范景中先生我要多說幾句。他為人低調，藏書界不少人只知道他對一些藏書家做過指點，卻不了解范先生在美術史學界的功力。有一次我按照程序進行拍品的展覽，一些中央美院的學生來實習。來展覽看書的人，需要把個人信息填在字條上。范先生來看書，也會填寫字條，那些實習的學生就把字條扔在一旁。我問他們知道范景中是誰嗎?他們說知道知道，很多讀過的教材都是他編著的。我說，那他就坐在對面，你們看看字條，上面不寫著他的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嗎?他們這才大驚失色。藏書對范先生來說，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，他詩詞寫得好，美術史方面的學問也好，是個特別多才多藝的人。以他的學問造詣來藏書，眼光、趣味都是獨到的，是當代藏書的先知先覺人物。

　　已經去世的北京的楊成凱先生也值得說一說。他和范先生可以說就是哥倆。楊先生也是多才多藝。他的象棋好到什么程度?天津市工會組織了排名前十的象棋高手比賽，楊先生一個人和他們十個人同時下盲棋，勝多輸少。他用高等數學來研究中國的音韻，呂叔湘先生就看中他這一點。范、楊這兩位認識，就是因為中學時期在書店偶遇，之后一直互相砥礪，互相切磋。我認為他們二位不輸任何古代藏書家。楊先生此前在社科院工作，與我上班的地方恒基中心斜對門，他無事時常來我這里，對我的工作也常有指撥和幫助。

　　三是藏書家朋友。可以說，現在的藏書界是藏龍臥虎。我經常說，現在的藏書家都是人精，誰沒點絕活?正如我前面所說，過去藏書講究實用，而當代的藏書已經具有獨立形態，與具體的閱讀、使用已經區別開來了。不少朋友買書都買兩本，讀一本，藏一本。你如果真的要讀古籍，李太白集、杜工部集也好，二十四史也好，都有很方便的當代版本，沒必要特意去買古書。不少人會覺得買古書的人只是有錢的暴發戶，但我卻不這么看。前面說到了兩類有學識的藏書家，在我看來，我這里說的第三類藏書家，就是把古書當作文物，予以精心的保護，以便傳給子孫后代。我對他們是很尊重的。盡管他們不是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，但是他們盡到了保護文物的責任。我還是要向他們致敬。

　　這些年我過手上萬件文物，看到的又何止上萬件。藏家能夠把文物的意義重新發現，介紹給大家，可以說是功德無量。就拿韋力先生來說，他現在做的這些工作，都非常有意義，是一位不負我們這個時代的藏書家。我們不能指望國家全部擔起藏書這一重任，這是力從不心的，也需要民間共同參與。國家圖書館就曾經舉辦民間藏書家的藏品展覽，我認為這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認可。我非常感念像韋力這樣認真的藏書家朋友，他們不僅常在拍賣前后與我交流、分享古籍的心得，而且平常對我也形成了一種壓力，提醒我須盡心盡力，否則就會失去藏書朋友的信任，多丟人現眼哪!

　　我到現在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商人。我首先是太學究化了，這或許是好，或許也是不好。大家都愛談自己如何“過五關斬六將”，不愛談自己如何“走麥城”，但我并不回避自己“失守”的問題。既然是失守，那肯定首先得有東西可“守”。第一，我要合法，第二我會替一些藏書家做一些考慮，第三，我這人不設防，我的一切大家都知道。我舉幾個例子。羅繼祖先生那份收藏，原是羅振玉舊藏的一部分，這批東西是我最早看到。當時羅繼祖先生還在世，我只從中拿了很少的一部分來拍賣，真沒想到，拍賣還沒結束，羅先生就去世了，剩下的藏書后來就出現在了上海。我要早知道如此，這批東西我就全拿下了。包括謝國楨先生的收藏也是，我拿了一部分，留了一部分，真沒想到這批東西轉手就給了別的拍賣公司。當然，謝先生的東西在我這兒拍賣得非常好。但是對我來說，真的算是失守了。過云樓的第二次出手問題，也算是我失守了。

　　因為這里面涉及更多的問題，我不能失去一些規矩。還有大倉藏書。這批書雖然不是我去買回來的，但后來是我的助手去聯系運作，他成功了。從商業上來說，我還是失守了。但是沒關系，讓這批東西回到中國，我覺得還是很高興的。

　　您在書中介紹了一些國外的拍場情況。能否請您談談，跟國外的拍賣公司相比，我們還有哪些可以學習、借鑒的地方?

　　拓曉堂：這些年我也陸續跑了歐美、日本的不少拍場。中國的古籍拍賣其實還是剛剛開始，而歐美的古籍拍賣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。就拿索斯比來說，原來就是一個專業的古舊書店。我記得1998年陪著嘉德總經理王雁南女士去索斯比，對我的介紹是rare book的負責人。接待我們的索斯比總經理一聽，馬上就說，咱倆是同行——索斯比最早也是賣書的書店，藝術品拍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才開始的。從這方面的歷史經驗來講，他們遠遠比我們豐富。

　　中國的古籍拍賣在任何一個拍賣公司都是小部門，書畫之類的項目都比古籍拍賣項目要大。索斯比一場拍賣，可能油畫要賣出幾個億，可是你如果去看它的網站，簡介里面特意提到他們擁有十幾名實力堪比大英圖書館的版本專家�？梢娝麄兪前褧�籍拍賣作為招牌，這是文化定位。書畫、瓷器賣得再多，能與專業大博物館相比嗎?歐美拍賣公司文化形象在哪里，就是看重書籍。我們現在的書籍拍賣，分類上還比較粗，比如索斯比就有專門拍賣特殊裝幀設計的書籍專場，還有專門拍賣體育書籍的專場。他們的分類特別細化，這背后，靠的是細致的研究工作作為基礎。我們現在仍然處在書籍拍賣、信札拍賣這種比較粗的分類層面上。

　　在具體的古籍拍賣規則上，國外的經驗不少也值得借鑒。就拿拍賣標的的保險來說。古籍拍賣的時候，只保書籍，不保書籍外面的函套，好比油畫拍賣，只保油畫本身，而不保外面的油畫框。這是國外的大拍賣行在千百次的拍賣實踐過程當中，總結出來的經驗，需要我們在借鑒的時候好好琢磨，有利于保證拍賣有序、合法地進行。

　　拍場這些年，讓您收獲最大的，或者印象最深的藏品是什么，能否請您談談?

　　拓曉堂：我過手的好東西太多了，可謂眼花繚亂。真正讓我在學術上收獲很多的，我想只有一部書：蜀刻中字群經本《春秋經傳》。這部書耗了我六七年時間，也動用了最高科技水平手段，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檢測，又查考了大量文獻。最后終于得出了定論，填補了文獻空白。這是其他書都無法替代的。人生當中的發現是不可能太多的，有這樣一個發現，讓我已經非常滿意了。

　　蜀刻中字群經本《春秋經傳》

　　之前我在孔夫子舊書網座談的時候，就有人問我收不收藏，在“拍賣場這些年，吃過仙丹沒有”。我說沒吃過仙丹，意思是在拍場上我通常不會買東西。但這里面也有幾個例外。

　　一個是拍賣之后，不少客人會送我東西做紀念。如胡適書札拍賣之后，我去胡祖望夫人家里，老太太送了我一個臺灣畫家送給胡適的扇面，上有胡適題字。這算是客人對我的一份心意吧，重要的是有紀念意義。

　　再一個，就學術方面而言，重要的專場，我會挑一個很小的，但有學術意義的東西去買。王世襄專場，還有憶梅庵專場，我都是這樣做的，也算是一個紀念。一般來說，原則都是人棄我取。還有一次例外，可以說是我個人學術上的賭博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大英博物館做出了一個關于敦煌經卷的結論，說市場上的敦煌經卷，尤其是帶有李盛鐸凡將閣收藏印的，全是贗品。

　　為此，史樹青先生專門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表文章，說他當年去過李盛鐸家里，他藏的敦煌經卷并非贗品，也不曾作假。那個時候，市場上的敦煌經卷受到了極大的質疑，這對市場交易來說是致命的。恰逢此時，我收到了一件東西，就是李盛鐸凡將閣藏品，是一幅唐代的麻布畫，非常精美，定價很低，底價只有兩萬五千塊。拍賣時我在委托席，看到場上中無人應價，真是生氣，于是咬牙以底價買了下來，算是和大英博物館來了一場賭博。后來這件東西我送到了美國亞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測定，時間為公元七世紀。這場關于敦煌藏品真偽的爭論，我將來一定會寫本書來講一講，題目都想好了：石渠公案。如果手頭沒有這件東西，我是沒有底氣的，也缺少一個話題。因此我說，拍賣場里我沒有吃過仙丹，但下過賭注。這也許才是我二十多年拍賣場上最大的收獲，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字：經歷。